资政院下了一道谕旨，令溥伦等“敬遵《钦定宪法大纲》

关于协定宪法，彭剑教授主要的依据是，武昌起义后资政院曾于10月27日议决“将宪法交院协赞”，并于10月29日上奏提出，而清廷于10月30日针对资政院的上奏，专门下了一道谕旨，令溥伦等“敬遵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迅将宪法条文拟齐，交资政院详慎审议”。由此，彭剑教授认为，“长年以来，人民孜孜汲汲争取的参与制宪，终于有了结果。此前，清廷奉行真正钦定，即由君主大权独断独行制定宪法，完全不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权的资政院置喙。经过努力，这种钦定终于被打破。”但细读史料，资政院所要求的是“协赞”宪法，而非“协定”宪法，彭剑教授书名中的“协定”二字并未见诸相关史料，与将该词与“钦定”、“民定”并列使用，很易让人理解为“协商制定”。但实际上，“协定”除了可以解释为“协商制定”外，还可以解释为“协助制定”，两者意思有很大的不同。资政院奏折中虽然有“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，宜于规定之始，诏进臣民商榷”之语，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，《大清帝国宪法草案》已经由汪荣宝等纂拟完成，资政院所要求的只是参与最后阶段的“审议”，并不是要从头开始“协商制定”宪法，故其奏折中又有“协赞在纂拟之后，钦定之前”之语。换言之，“协赞”其实等同于“协定”的第二种含义，即是“协助制定”，并不改变钦定原则。彭剑教授说资政院的策略是“在维护钦定的名义下打破钦定”，似有过度解释之嫌。这也就是说，从制宪权角度看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对等的协商制定阶段，而清廷给资政院的回复也仍然是“候朕钦定颁布”。彭剑教授书中说清廷居然“答应将宪法交该院协赞，使人民梦寐以求的制宪权得以实现，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”，这个判断看起来有些过了。